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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郭仁賢
出品 | 雷鋒網產業組
適當的焦慮感會鞭策我們前進，而過多的焦慮感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恰如中國工業軟件行業的陣痛，內行們一貫的淡定從容，外行們卻因神經過于敏感而各種炸鍋。
試問，國產工業軟件到底是怎么了？接二連三的制裁事件，真的會讓中國智造不堪一擊嗎?
早些時候，也就是2018年4月，美國商務部號召對中興禁售電子設計軟件，給了中興重重的一擊。
今年6月，由于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哈工大、哈工程等無法繼續使用正版的計算仿真軟件MATLAB。
8月7日，在中國信息化百人會2020年峰會上，華為余承東指出，由于美國的制裁，華為高端手機芯片在9月15日之后或無法制造。
甚至早前還有觀點認為，“對于中國工業來說，工業軟件豈止是短板，已經是‘斷’板，是‘斷’命之板。”同時，學術界也在呼吁，要補齊工業軟件的短板，不再被人“卡脖子”等。更可怕的是，發展自主的高端CAE、CAD軟件，在很多人看來已經成為“不可能之事”。
那么，陣痛的持續，如果繼續加劇甚至演化為常態，是否會造成更嚴重的后果？
“工業軟件這件事情，我們可能看得有點過于嚴重了。產業中的人肯定是要呼吁，這是沒錯的，同時整個中國也需要工業軟件。”安世亞太高級副總裁、國家工業軟件與先進設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田鋒表示：
“我們現在看到的工業軟件大部分都是在歐、美產生的，他們的工業軟件水平是很高的，原因是他們工業水平很高，工業需求很高。”
“然而，因為國內的工業水平、工業需求和歐、美存在較大差距，所以在別人更高的工業水平上產生的工業軟件，其實遠遠超出了我們工業現場實際的需求。”
田鋒認為，工業軟件的制裁事件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會在局部上產生作用，但是總體上來講，并沒有那么嚴重的作用。哈工大、哈工程的MATLAB事件，僅僅是在風口上出現的，因此關注度高。此前，也發生過很多類似的事件，比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西北工業大學等，外國的企業很早就不讓他們用一些工業軟件了，甚至建國以來就沒讓他們用過。
雷鋒網近期特地就工業軟件采訪了田鋒，就中國工業的轉型升級、CAE的產業生態、安世亞太的破局之道，以及如果打造自主可控的工業軟件等話題和他進行深度交流，現雷鋒網一并分享給大家，帶大家了解更多工業軟件的實際情況。
我們知道，每一件工業品的產生，幾乎都要用到工業軟件；每一臺設備的運行，更離不開工業軟件在背后的支撐。但是，每一種國外的工業軟件里面究竟有什么，很少有人能說得清楚。
伴隨著工業數字化、智能化的深入發展，國內的工業互聯網行業正在提速，制造業最核心的工業軟件如何實現自主可控，以及如何打造國產工業軟件正是產業界關注的焦點。
“過去，盡管中國工業的轉型升級有很多的提法，但是實際上沒有發生特別明顯的質變，一直在量變的過程中慢慢往前走。其實，是因為沒有一個非常好的措施和環境促使我們更快地改變。”
就過去中國工業的轉型升級，田鋒表示：
“過去，我們實際上有點像‘溫水煮青蛙’，在有東西可以借鑒，可以進口，可以采用甚至可以模仿的時候，實際上大家不愿意去做那種轉型升級的事情，因為這件事情是一個很辛苦的事情。雖然不及現在受到制裁的痛苦，但是誰都不愿意走出舒適區。“溫水煮青蛙”這種現象，實際上害了我們很多的行業，讓我們大家的轉型根本沒干成，而軟件行業更是如此。 ”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科技能力在很多方面實際上跟先進國家的距離是在拉大，但是這次的刺激是一個外力，盡管感覺比較痛苦，但是后面的結果我相信會變好。”
雷鋒網了解到，當前國內的經濟發展水平正好處在比較好的狀態，人均GDP達到了1萬美金，而這正代表著我們的競爭力有了一定可抗壓的能力。加上國內產業鏈的完整性和“一帶一路”的建設，也會大大地緩和這種外部的制裁事件對我們的不利影響。
在不斷地受到制裁的這個過程中，實際上我國工業的轉型升級可能就隨之完成了，并且很多的產業鏈會面臨重新分配的過程。而對于我們來講，這都是絕好的發展機會。
就仿真行業來講，比如美國ANSYS軟件的應用需求，中國工業企業一般地只用到其中的30%~40%的功能就夠了，而其它好多的功能，大部分企業是用不到那么高水平的。
“其實過去我們一直做不了，或者不做這件事情，并不是技術做不了，而是商業環境和自主環境不夠。”田鋒透露：
“現在，在各種環境非常好，政府、資本、用戶都已經意識到了工業軟件的實際需求和自主可控的關聯變得如此之強，這種環境對我們工業軟件的發展極其有利。”
“那么在這個時候，3~5年的一個窗口期，只要我們抓住機會，我們現在就能推出跟國內工業水平相適應的工業軟件。”
工業軟件，不僅涉及到各個工業垂直領域，比如航天航空、機械、汽車、消費電子、軍工、制藥等，同時涉及到工業工藝的各個流程環節，比如研發、生產、管理、協同等。它是一個很大的范疇，不同環節對應的工業軟件差異比較大，標準化程度也不一樣。
在此，我們特地選取曾被稱作“不可能之事”的CAE軟件，以此來認識下工業軟件行業中的中國力量。
CAE，也稱作計算機輔助仿真軟件，是研發設計類領域最重要的軟件工具之一。盡管在航空航天、汽車工業、生物醫學等領域具有很大的價值，但我國整體來講基礎較為薄弱，正是我們最為瘸腿的工業軟件。
據公開信息，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CAE發展可謂是自成一派。然而，CIMS（計算機/現代集成制造系統）的快速發展，并沒有帶來自主工業軟件的崛起，取而代之的是國外工業軟件的大行其道，隨后由于種種原因，中國自主軟件步步后退。
現階段全球范圍內研發CAE軟件的公司，安世亞太曾調研過其中的500家。他們發現，從地區上看，最厲害的分別是美國、歐洲、英國（已脫歐）。
其中比較大的仿真軟件公司，美國的ANSYS算是比較大的，還有就是法國的達索、德國的西門子。而隨著ANSYS、達索、西門子在世界范圍內搜羅剩下這幾百家企業的產品成為他們的補充，不停地進行各種收購，他們的產品線越來越完整，行業聚集性進一步增加。
另外，在對其中300家公司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后他們發現，這些公司在中國都有產品輸出，以各種形式在中國生存。在國內，這部分公司中50人以上、已上規模的公司大概有100家在參與國內CAE軟件的業務。
據公開信息，和汽車、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產業類似，如今的工業軟件產業也有復雜的產業鏈，很多巨頭盤踞其中，擁有復雜且相互關聯的組成單元。而CAE軟件需要網格剖分器的組件，比如Distene的MeshGems等。提到CAE軟件產業的生態，田鋒表示：
“CAE產業鏈，國內是應用級開發做的比較深，以及在用戶的現場做各種二次開發的工作，在用戶端進行一個需求的補充。”
“但是，全球CAE軟件的產業鏈中，幾乎有一半都是華人在做。除了CAE的一些公司之外，在全球的各個高校里面，還有很多華人在做CAE軟件算法方面的研究，為CAE軟件開發一些局部的程序。實際上，這些算法在全球范圍內被使用的次數較多。”
雷鋒網還了解到，在中國的一些國家研究所，他們開發的一些軟件也是比較厲害的，但是并沒有公開給外界。因此，在一些關鍵的、高端的領域，我們在自主可控方面還是很有自己的話語權的。
這樣的話，您還對工業軟件的中國力量感到憂心嗎？
安世亞太成立于2003年，在國內PLM、虛擬仿真及先進設計領域處于領先地位，致力于工業軟件開發、先進設計與制造體系研究和智慧工業體系研究，是當前ANSYS中國區最大的戰略合作伙伴。
一般地，CAE軟件開發出來后，并不能直接拿到市場上當成工具去用，因為還要經過工業現場的大量驗證，要跟工程實際是吻合的，這樣軟件分析的數據才是工程人員可以參考的。但是，計算的過程需要用大量的工程問題和實驗過程來驗證，由于需要的時間非常長，一般的公司很難快速地開發出真正發揮作用的CAE軟件。
安世亞太通過過去20年來與ANSYS的緊密合作，積累了很多工程的案例。現在當他們自主打造CAE軟件時，只需從自己的數據庫里調出他們過去用ANSYS軟件計算的案例數據，然后在他們自己的軟件中再算一遍，再跟ANSYS原來的計算結果去對比，他們就能很快地完成這件事。這種做法，國內很少有工業軟件企業能像他們一樣這樣去做。
“商業路線的成功，是技術路線上成功的基礎；沒有成功的商業，就不會有成功的技術。”談及工業軟件開發出來后的版本迭代，田鋒表示：
“因為這個軟件是需要迭代的，而迭代需要資金和周期，如果你連一套都賣不出去，第二套就很難再去開發和繼續迭代。當賣出去幾套之后，第二套版本就可以跟上來，這樣就可以順利地迭代起來。當你一套都賣不出去，你的第二個版本怎么做，需求是什么呢。”
在賦能中國制造方面，安世亞太有一個賦能方法論。他們認為，用戶缺的不是軟件，因為一些國際上的軟件，購買是一方面，同時用戶也能使用盜版。在這種環境下，他們發現用戶用仿真建立的工業能力并沒有變強，究其原因是，并不在于軟件缺乏什么功能，而缺的是用戶端能力的輸入和輸出，而具體怎樣做用戶是不知道的。安世亞太注重于怎樣幫助用戶用仿真建立起來這樣的能力，而不只是把軟件賣給用戶。
另外，當做工程項目做多了之后，他們對于中國工業用戶在仿真軟件方面的真正需求會更了解，知道用戶會用什么，想用什么，因此在開發工業軟件時，選擇軟件功能和選擇開發哪一塊，他們就會把握得準確和快速。
早在兩年前，他們就已經開始著手打造自己的工業仿真軟件，預計今年10月份或最晚是年底，他們就會發布滿足中國剛需的自主可控的仿真軟件系列——PeraSim的第一個版本。
在去年的首屆中國工業互聯網大賽中，安世亞太憑借著“基于工業互聯網的仿真云生態”的方案獲得獎項，主要是降低企業使用仿真軟件的資金門檻和技術門檻的問題。
雷鋒網了解到，國內的中小企業盡管對仿真軟件有需求，但是需求不是很強烈甚至很小。這種情況下，大企業是沒有辦法滿足他們的，沒人愿意給他們單獨進行服務，所以這部分中小企業的需求就基本上被漠視了。
而借著工業互聯網的浪潮，可以把全球范圍內的仿真軟件都以云的方式放到他們的平臺上，那么任何一個公司，就可以在該平臺上面去點擊使用，按時間與時長來計費，而不需要購買軟件。這樣就可以把使用仿真軟件的資金門檻給降下來。同時在技術方面，由于這個平臺聚集了國內仿真領域的一些專家和個人，他們在平臺上通過輸出對應的技術知識為中小企業來提供實惠又專業的服務。
前面提到，“商業路線的成功，是技術路線上成功的基礎。”也就是說，發展中國仿真，成功的商業路線是考慮的首要問題。
而技術路線的選擇上，在安世亞太看來也需要一點不走尋常路的精神，這便是他們總結的中國仿真自主軟件發展的雙驅策略：高點起跳，賦能開道。
這一策略是否對于其它的工業軟件的破局之道有借鑒意義？滿足什么條件，可以采取此類的策略？
“這個策略我覺得從方法論上來講，應該都是適應的，對中國整個工業軟件的大行業都是適應的。”田鋒表示：
“從原理上講，確實是這樣，但是做法上會各不相同。因為產業的情況不一樣，用戶的情況也不一樣，所以很難說具體的做法會一樣。”
“比如高點起跳這件事，我們的用戶絕對不可能忍受一個非常低水平的軟件，裝到他那邊去用。對于仿真軟件，至少你要跳到40%這個水平。因為起跳的時候，你在山腳下和往上爬完全是兩種感覺，我們至少要跑到山腰上去跳，而不能一點一點往上爬。”
另外，雷鋒網了解到，需要盡可能地集聚最可能用到的資源去開發自己的軟件產品，以國內為主，但是國外的這些能補充的東西也會用到，但是必須是在高點。將自己在行業的積累，合作伙伴的積累，合在一起那么自身的起點就高。
有了一些工業知識之后，企業還應該結合自身的軟件能力去起到賦能的作用。比如前面提到的是仿真賦能方法論，就是結合了用戶在工業領域的知識和企業自己的軟件而得出的。
田鋒表示：
“由于仿真軟件是用戶端缺少輸入和輸出的這個能力，因此需要給用戶提供幫助。而CAD那邊缺什么，是缺能力，還是缺的是軟件，還是缺的是別的東西，我覺得需要那些公司好好去研究它的產業。”
“從技術的角度，去說事情很難取得商業的成功。你必須走到用戶端，讓用戶接受你的東西，買你的東西，給用戶賦能這件事情是你要必須先做的，不能像國外軟件公司那樣來到中國工業軟件的市場后，僅僅直接賣成熟的軟件，標準軟件去獲得收入。我們更需要去做一些更辛苦的工作。
一般地，工業軟件的產品性質，從產品主要模塊上來看，工業軟件在可控性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自主工業軟件（以汽車舉例，類似汽車+零部件都是自己造），合資工業軟件（比如汽車行業的中外合資公司），國產工業軟件（應用層模塊自主開發+組件全球化）。
談及在實現工業軟件的自主可控方面，這三種模式的可靠性，田鋒認為第一種情況是最可靠的，后兩種的情況，都很容易被“卡脖子”。特別是合資公司得看跟誰合資，如果是跟歐美的公司合資的話，自主可控就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而國產工業軟件，應用層自己開發并逐漸的全球化，這種做法，實際上也就是說源代碼在別人手里，別人給我國企業一個API，然后我國企業在上面做二次開發。如果這樣的話，田鋒認為基本上也是完全不可控的。田鋒表示：
”除非你把別人的組件打得非常碎，拿著各種各樣的小組件來做，但是在中國CAE行業好像沒有這樣的支撐態，更不像工業互聯網產業，它還可以這么做微服務；但在工業軟件，至少仿真軟件還沒有這樣的生態。”
“所以，要么就拿國外軟件來二次開發，應用模塊自己做，組建一兩家大公司的產品一起來完成。但一兩家大公司一劃就沒了，所以說也不可控，而真正的可控還是得自己做，并完全自主。你可以跟別人合作，可以去購買別人的代碼，反正不管什么方式必須得把這個東西拿到自己的服務器上來，才能是可控的。“
工業軟件作為信息技術在工業領域的具體表現，已經滲透和廣泛應用在各個工業領域和制造環節，其中自主工業軟件的缺失可能成為我國制造業發展的安全隱患，但是也不必過于憂心。只要我們抓住時間窗口，終會打造出和我國工業水平相匹配的工業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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