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id="oztn4"></mark>
0
過去，我國藥品市場以仿制藥為主，國產創新藥占比很小。近年來，國內制藥格局正逐步由仿創結合向自主創新轉型。
目前，國內生物醫藥創新研發活躍，國內更多的創新產品在海外同步臨床，更有創新產品在海外同步上市。與此同時，不論是傳統藥企還是創新藥企，整體研發投入的比例和絕對值都不高。此外，創新水平也不夠、同質化嚴重的現象也比較突出。
從一個制藥大國轉變為一個制藥強國，學界、產業界、投資界都有哪些進一步補齊的短板和發展思路？
雷鋒網消息，近日，第三屆健康產業投融資領袖峰會在北京召開。
峰會由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人民日報社健康時報、中銀國際聯合主辦。本屆峰會主題為“匯聚洞見、引領趨勢、智創未來”, 主論壇邀請了多位投資界、醫藥學界的專業人士進行主題報告，分享并探討了健康產業的政策變化以及未來的投資發展趨勢。
在以《抗周期：創新藥投融資前景展望》為主題的圓桌論壇中，北京大學藥學院院長周德敏，國投創新投資管理公司董事總經理肖治，國藥投資副總經理刑永剛，鴻運華寧（杭州）生物醫藥有限公司創始人景書謙，藥渡創始人兼董事長李靖共五位嘉賓，圍繞創新藥投融資的前景進行交流和討論，越秀產業基金新醫藥投資部總經理薛辰擔任圓桌討論主持人。
以下是圓桌討論的內容，雷鋒網做了不變原意的整理與編輯：
從制藥大國，到制藥強國
薛辰：中國一直是制藥大國，如何從一個制藥大國到一個制藥強國？創新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產業支柱。我們今天的討論主題叫做“抗周期：創新藥的投融資前景展望”。第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周院長，在中國的創新藥過程當中，您所在的學校、科室在研發過程當中都有哪些布局？
周德敏：我來自北京大學。回北大前，我在美國制藥公司工作了很多年。我所在的單位是天然藥物及仿生藥物國家重點實驗室，是由原國家衛計委批準組建的首批國家重點實驗室之一。1985年籌建，1987年12月通過驗收并向國內外開放。
實驗室的定位是源頭創新，這方面我的感觸很深。我在美國時觀察到，如果一家公司知道另一家公司在做同一件事，一般就不會在這個領域繼續下去了。因為它知道對手已經做了好幾年，永遠趕不上它。所以，美國的制藥公司一般都在尋求創新。
而我們國家則是，別的企業不做它也不做，別的企業做它才做，這可能就是最大的不同點。
說到北京大學藥學院，大家都知道屠呦呦。那個時代主要是研究從中藥里面提取有效成分。到了今天，新藥研發則是進入了一個向生物制藥跨越的時代。目前，最暢銷的藥物里面十個有八九個是生物藥。
我們國家重點實驗室一直在進行這方面的嘗試，也做出了很多讓人耳目一新的研究。
比如，我們跟紅杉合作的一個項目，就是要把一種病毒直接變成疫苗。沒有感染流感病毒時，它就是預防性的疫苗；如果已經感染，就是一種治療的藥。昨天在基金委介紹這個工作的后續時，也讓基金委眼前一亮。
薛辰：之前聽說過，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希望孵化出中國的Genentech、吉利德，也想請您分享一下具體的故事。
周德敏：在斯坦福大學的對面，有兩家公司拉開了生物醫藥時代的序幕。一個是Genentech，一個是吉利德。
吉利德是由一個29歲的化學家和美國前國防部長一起建立的公司，產品大家都很清楚——艾滋病的雞尾酒療法、抗流感的達菲等，都是從這個公司發展起來。
我經常跟政府部門的領導說，他們自己是大有可為的。作為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Henry Rumsfeld）在五十多歲時投入自己的精力，成立了可以成為一代傳奇的吉利德公司。
另外一家公司Genentech。從生物醫藥角度來總結這家公司如何投資、創業，有兩個關鍵點：堅實的科學力量和靈巧的商業運作。
Genentech成立于1976年，利用了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博伊爾教授（Herbert Boyer）發現的DNA重組技術。這個技術發表以后，被一個非常關注科學領域的27歲投資商注意到。他感覺這里面有潛力，于是再三約請和博伊爾教授見面，后來他們就一起成立了Genentech。
現在，全球最暢銷的十大藥物里面有四種藥來源于Genentech。我特別希望中國、希望更多投資界的朋友能夠來支持大學，我們能建設出中國的Genentech、中國的吉利德，這是特別良好的希望。
薛辰：創新藥研制離不開資本的支持。不光紅杉和鼎暉的美元基金，也希望有機會多接觸一下中資的基金。國藥投資和國投創新有哪些成功案例可以向大家分享一下？同時各自有哪些優勢？
肖治：我是國投創新的肖治，目前接管了1100億左右人民幣基金。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基金，主要投資三個方向：生命大健康、智能制造和新能源汽車。我和18個同事一起負責高端醫療器械和創新藥這個板塊。
真正開始大規模投資大健康領域是在2015年之后。2009年之后，中國有大量海歸人才回國研究創新藥，并在2010年后不斷有成果出來，我們趕上了這個時候。
我們在上一個五年投資了信達、亞盛、康希諾、沛嘉，目前均已在上海上市。除了這些已經上市的企業，過去這五年，我們在生命大健康領域投資了60多億人民幣，共20多個項目。整體偏中后期投資，單筆投資額在2億人民幣以上。
我們也有一些比較創新的投資。例如，我們會與一些大的上市公司合作，將其中的創新藥板塊重新孵化出一家新公司。2017年，我們把阿斯利康在上海的研究院進行了私有化。前阿斯利康中國創新中心（ICC）負責人張小林博士，從職業打工人變身成創業企業家。我們和阿斯利康拿出了現金和資產，變成創新性企業公司。
在高端醫療器械領域，我們也投資了像沛嘉這樣的公司。
我們是一個非常市場化的基金，也在不斷地摸索探討，觀察2020年疫情之后如何在行業里面進行投資。
過去十年，生命大健康領域發生了很多變化，既有監管政策方面，也有市場資金的變化，更有人才和新技術的變化。所以，和團隊進行討論的時候，我始終會講一句話：未來投資的很多領域，可能都不會像生命大健康這樣一直會蓬勃發展下去。
邢永剛：我來自國藥集團，屬于國務院國資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業。國藥集團是國資委里唯一一家以醫藥大健康為主業的央企。國藥集團的整體方向是醫藥大健康，底下產業非常全，是醫藥健康行業全產業鏈的一家公司和平臺。
習近平同志提出，要堅持打造醫藥大健康行業的全產業鏈、全生態鏈的醫藥大健康產業平臺。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國藥集團最早和外資企業進行合作。當時談的第一家合資企業是建國飯店，同時談的一家制藥企業就是國藥跟日本一家企業合資建立的。那時候，中國還沒有《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國藥在投資領域里面有著非常早的經驗。當時，還是以國家醫藥局為主導的投資。
如今，無論是人才，還是產業鏈布局，國藥都培養了很多行業人員。
我在國藥待了二十年，一直在法律部工作，公司投資并購的過程幾乎是全程參與。我在法律部的工作也見證了醫藥行業，特別是投融資領域的發展和成長。
現在，我在中國醫藥投資有限公司，這是國藥集團的全資二級公司，所有資金都是集團的，都是國家的錢。與同樣是投資行業的同事相比，募資的壓力幾乎不存在，這是我們的優勢。
為什么要設立這個投資平臺呢？
最早進行投融資時，國藥集團主要是以控股為主。近幾年，我們看到了行業里的新生力量，也考慮到了機制的問題。
設立中國醫藥投資公司，主要是進行參股，可以采用非控股的方式。我們有自有資金和國藥的資源，能夠陪著行業的創新者一起成長。我們是可以陪著你們一起慢慢變老、一起戰斗的投資人。
薛辰：投資新醫藥項目時，每個機構的風格是不一樣的。有些機構、投資人關注企業的爆發力，有些則是關注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和成長穩定性。我想請教一下肖總和邢總，兩位所在機構的投資風格傾向哪種？
肖治：每個基金的特性都不一樣，導致投資風格不一樣。我們的心態比較平衡，對短期價格的敏感性沒有那么高，更關注項目的可持續成長和后勁。
所以，我們在看醫藥項目時，更關注團隊和技術平臺，以及未來不斷推出新產品線的能力。在藥物領域，我們對是不是行業第一名并沒有那么關注。我知道，很多機構是希望在一個細分領域，甚至是一個靶點上投的都是A+，我們則是會偏后面一點。
從小變大之后，你會發現很多藥企的銳勁在下降。它不可能永遠追求靶點上的中心，反而會相對地追求確定性。我們很多時候看小企業的項目，是希望它們能做出自己的特色。
全球20強藥企確實在很多領域中有自己的原創和研究。但越來越多的大型藥企會把早期的吸引性研發給小公司，然后通過自己的平臺，統一自己的EDM銷售，把有確定性的、能夠達到10億美元的大項目做起來，通過組合拳去占領市場。
我們對所投公司的可持續性、團隊的平臺研發能力更看重，不像一般的投資機構那樣希望投資一個業內翹楚的科學家，我們更希望投的是科學家團隊。因為我們單筆投資比較大，所以考慮的點可能就和VC類（風險投資）的公司不太一樣。
邢永剛：所有企業的經營都有風險。說到創新藥，這是創新領域里面風險最大的一個。但無論是資本方還是創新者，大家都在跟風險賽跑，看誰風險掌控得好。風險是一個底層事物，我們評判的重點是可以在這個底層上走多遠。因此，我們更看重跟大家一起“結婚”，一起共同成長，一起慢慢變老，我們對人的判斷上，更看重一些。
薛辰：投資醫藥的人都知道“新藥風險守恒定律”。投資人要學習這樣的定律，同時要學會使用這樣的定律。請問一下兩位產業人士對新藥風險守恒定律怎么看？如果說要對醫藥投資人進行建議，怎么用好這個定律？
景書謙：我是80年代初出國學習，在國外讀完博士以后就在兩家公司做了很長時間的新藥研究和開發。首先是在BMS（Bristol-Myers Squibb），然后到Amgen（美國安進公司），Amgen是行業的老大。我在這兩家公司做了將近20年的新藥研究，也做了后期的開發工作。2010年離開Amgen回國創業，在杭州建立了現在的公司，鴻運華寧生物醫藥。
我和團隊的背景是以開發抗體新藥為主，定位是原創新藥的研究和開發，當時這個方向與國內較熱門的領域不太相合。我們主要專注于一些大型慢病，比如糖尿病、心腦血管系統的疾病以及肥胖等等這一類疾病。
現在公司有一百多位員工、十幾位海歸。這些海歸大部分都有二、三十年在國外學習和工作的經驗，基本上都在國際知名藥企進行新藥研究和開發，一百多位員工里50%以上都有碩士和博士學位。
經過十年的努力，我們打造了一些比較獨特的技術平臺。比如首先打破全球瓶頸的G蛋白偶聯受體（GPCR）這類靶點的抗周期藥研究開發的技術平臺。在這個平臺基礎上，我們的產品線也非常豐富，有二十多個不同的項目，有四個處于臨床階段。
這幾個臨床階段的項目可能會在近期進入上市、注冊申報階段，另外還有九個不同的臨床前的項目。總體來講，經過一段時間艱難的摸索探討后，現在可以說是站住腳了。
我覺得做新藥，尤其是創新藥，從謀劃的時候就一定要想到將來，就是我們常說的“以終為始”。不但要考慮到將來成功的幾率，更要考慮到成功以后是不是能滿足未來時間點的患者需求。進一步講，只有滿足需求才能在市場占有份額。
其次，在產品的更新換代上。企業選擇一些項目后，要定時對項目布局進行規劃，不斷地更新。參考手機行業的華為、蘋果的迭代速度，做醫藥也應該如此。
李靖：我是藥渡集團的創始人兼董事長。藥渡是做醫藥大數據，涵蓋藥物、醫療器械、中醫藥投資等。平臺用戶有幾十萬人，中國的付費用戶也超過了五六百家。2006年我回到中國，建立藥渡就是因為中國沒有數據。
對投資人來說，如果對下一個五年、下一個十年的預判不準確，就沒辦法進行投資。
我們將新藥研發比喻為在一個賽道奔跑的雪球，中國的第一個階段就叫做“遠遠地跟”，這里有很多例子，比如貝達藥業的埃克替尼就是“遠遠地跟”。從2000年到現在，中國基本上都是“遠遠地跟”。
到2019年、2020年就要“近近地跟”，再過十年才能“平行地跑”，再過十年，隨著自然科學的全面爆發，才涉及到“領跑”。我自己是“奔跑”的合伙人，下一個階段就是要“近近地跟”。同事們問我為什么是這樣的？“卡脖子”的究竟在什么地方？
中國技術的“卡脖子”主要是集中在篩選方法和動物的模型。為什么“遠遠地跟”？因為你沒有方法，沒有模型，一定要等人家寫成書發表以后到你這里做ABC動物模型。
直到現在，中國基本上仍然沒有在動物模型和篩選方法上實現零突破。所以第一個階段之所以是“遠遠地跟”，是因為新藥研發是西方搞的，我們剛進入這個領域也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你會發現“近近地跟”很好，為什么？因為如果你挖掘的話，零零散散的信息會告訴你應該怎么做、怎么篩選的問題。
“平行地跟”近期肯定是看不到的，“平行地跟”需要自己有想法，這個還需要再十年的時間。
李進教授講，中國都集中在PD-1單抗領域，為什么大家都集中在這里？我覺得這是信息極度缺乏的表現。因為沒有信息，那只能集中，你做我也做。
做PD-1有三個好處：篩選的可溶量有人可以做、篩選的方法變化有人做、表達有人做。
什么地方限制了想象力？信息的貧窮限制了想象力，因為沒有信息鏈和信息，這是很痛苦的。但大家不可能每年都有信息，這樣的話就容易形成扎堆。
現在回來談藥物研發的三大定律。一是假如治療的領域是一樣的，任何一個創新藥都無法和同機制仿制藥競爭，理論和實際當中都無法競爭；二是任何一個me-too藥物都不能和first-in-class帶有的馬太效應競爭。
在賽道里中國的第一個階段要“遠遠地跑”，但現在“遠遠地跑”不行了，我們都是高度的集中，那些藥都上市了，我們現在要走近了跑。“遠遠地跑”和“走近地跑”里面，第一個例子是恒瑞的阿帕替尼。恒瑞的臨床提到了研究胃癌，所以阿帕替尼是“遠遠地跑”，是同樣適應癥的兩個分支，沒有競爭。
這給我們的啟發是，假如你是“遠遠地跑”或“近近地跑”，要做中國人的適應癥。因為你不可能和它“平行跑”，外國的公司也不可能做中國人的適應癥，做中國人的適應癥需要每天梳理、推送大量文獻。
為什么PD-1的下游組只有加科思在做？又是信息的貧窮限制了我們的想象力。相關信息肯定能搜索出來，假如你有這個信息，也可以做一個。這證明了中國人做的比較出名的POC(point-of-care)還是鳳毛麟角。大部分人還是“遠遠地跑”，還是跑的人家的適應癥。
既然我們避不開這個階段，好多人說我們能不能做原始創新？出發點很好，但不現實。任何一筆投資一定有回報的要求。但是我們在“近近地跑”的時候有兩個要求：
一是要跑得足夠近，需要有非常強的團隊執行能力；二是需要大量系統性的信息。全世界有兩萬多種病種，中國有多少流行病學我們不愿意梳理，人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這就是信息上的貧乏和懶惰導致我們沒有出口。
我們一定要走中國的適應癥。過去我們對數據認識不充分，以后就要天天看數據，看好了再行動。
薛辰：感謝李總在醫藥大數據方面的分享。這一期圓桌論壇的主題是《抗周期：創新藥投融資前景展望》，創新藥投資是一件高風險、高收益的事情，甚至很多人說這跟賭沒什么區別。這點想聽聽產業、學界以及投資界專家的觀點。
李靖：投資分大企業和小企業，全世界永遠不變的規律就是大求穩、小求新。恒瑞做me-too藥物，我覺得也挺好。它是對渠道的創新，me-too就夠了。小公司為什么求新？小公司要革老大的命，所以求新。它的屬性是小求新，有五六七八個成果，這樣的公司在下一個十年中一定會勝出。
景書謙：從任何一個方面講，行業最關鍵的屬性就是要滿足患者的需求。需求決定一切，包括怎么布局、研究方向。從國內目前發展的趨勢來看，我們的收入在增高、預期壽命在延長，將來大健康的維護和管理肯定是發展的大勢。所以我覺得我們的選擇是對的。
第二個是行業的發展能不能滿足患者的需求，也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創新不是一味堅持做first-in-class，全球做出來的也不過幾百個，患者真正需要的是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我們所有的創新、發展方向都應該以患者的需求，作為最重要的落腳點。
邢永剛：我非常贊成專家的觀點。所有的創新價值在哪，新藥的落腳點一定是患者和醫生。患者是最終端的使用者，而能不能幫助患者減輕緩解癥狀、進行手術，醫生也是一個落腳點。
從產業投資者的角度，我們有兩個感覺。
第一，我們自己有科研單位，包括上海醫藥工業研究院、四川抗菌素工業研究所，同時我們也是河北制藥的股東以及最早的發起人之一。在看不同機制下的創新時，我們自己也有非常明確的感覺。
較小的、市場化能力更新的創新者，客觀上會起到革新大的、老的研究團隊的作用，在國際上也是一樣的。他們通過自己的研發部門去進行研究，通過并購去收購重要的藥物，都是兩條路同時走。國藥也一樣，有自己的研發機構，同時也要在市場上去找真正有價值、能創新的創新藥和團隊。
我總結一點，創新最重要的就是要以患者為最終的落腳點。
第二，既然是市場化的，就要讓市場去檢驗。很多科研人員看自己的產品跟看自己的孩子一樣，怎么看怎么漂亮，但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孩子也就那樣。怎么才是好的孩子，要放到市場上去。
肖治：資本市場是有周期的，這個周期每幾年就會到來一次。現在生物醫藥行業、醫療健康大行業的投資和創業熱潮非常高漲，但這個高漲是否可以無限地持續，這是需要大家非常冷靜地去看待的。
從2018年開始，我們就對很多項目進行估值，對他們的表現持冷靜態度。但是，資本市場不斷地開放，帶給生物醫藥領域企業各種機會，我覺得這種熱潮一直在延續。但過了2020年，這個熱潮是否能一直持續下去，需要在座的各位去思考。
從投資的角度看，我比較認同這樣的觀點：中國很快會像美國市場一樣，項目上來以后退出很難，而且上去之后再融資的能力也會發生問題，甚至企業的經營也會出現困難。這個事情可能很快就會在中國出現。
我建議各位，在看到中國第一大朝陽行業的各種機會時，也保持冷靜的頭腦去審時度勢地判斷每個項目的價值。
周德敏：去年到今年，大家談的最多的是“卡脖子”技術。去年，從中央到地方、從教育部到科技部、科學院、工程院都要求我們調研一下哪些是“卡脖子”技術。
我覺得說得清、說得出的都不是“卡脖子”技術。因為說得出來的，你再做也就是me-too。真正“卡脖子”的是未來的，是無形的。美國政府下了很大功夫做調研，對未來二十年到三十年能夠產業化、能夠代表未來方向的技術進行出口管制。
我特別關注了限制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限制訪問學者的各個領域，在這里面生物醫藥未來的“卡脖子”技術就是生物技術，美國將這個技術列為第一個，人工智能、芯片等都是放在最后。我認為，生物技術就是未來可以真正在生物醫藥上實現突破的，比如說該領域的生物納米材料、合成生物學、功能基因組學和神經科學。
中國人要在這方面實現真正的創新不容易。因為這跟中國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有很大關系。
所以，我希望投資界的同仁，可以通過你們的杠桿作用倒逼大學和教育業，在生物技術的源頭上去做真正的創新。口頭上說容易，真正去做是很難的。但我相信。投資和資本市場有這種能力來扭轉這種被動的局面。
薛辰：我從北醫畢業有八年時間，在國外工作過五年。“關愛生命，呵護健康”這個理念一直縈繞我心。曾經有一家知名跨國藥企的slogan讓我印象深刻：如果藥物的研發是以人類健康福祉為目的的，我們相信利潤必將隨之而來。這樣的話也適用于投資人、企業家和學者。中國在新藥創新方面的路還有很遠，希望大家攜手，共同努力，共同開啟一個新的時代。雷鋒網
雷峰網原創文章，未經授權禁止轉載。詳情見轉載須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