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戲大廠反貪風暴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短短兩天內經歷大起大落的丁鳳，心里是這么想的

 

原因無他，僅僅在一天前，剛剛跟隨二把手領導回總部述職的丁鳳，還被集團大Boss重點表揚——而且他所在的游戲廠商，是被業內認為“最會做游戲”的那一批公司之一。

 

而轉天，他完全想不到，在會議室等著他的，是全副武裝的帽子叔叔，和判若兩人的事業部大Boss。

 

由于貪腐問題，丁鳳當天便被帶走接受調查，自己也被從大廠開除，永不錄用。

 

丁鳳的故事，只是游戲大廠反貪風暴之下，頗為“薛定諤”的一個注腳。

 

如今，全面反貪戰端已開，網眼的大小、網開一面的可能性，甚至無法從規章化和制度化的條例中，找到確切一些的依據——大部分的尺度，都掌握在金字塔頂端的決策者手中。

 

這也是游戲行業的后增長時代，游離于財報、業績之外，一條致命的暗線所在。

 

01 架構改革掀起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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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廠：某RPG頭部大廠

導火索：架構改革

事發地：杭州

身在A廠的元述從未想過，自己頂頭上司何晉離職的消息，居然是從行業競對的朋友那里聽說的。

何晉離職的時間大致在上一年的國慶之前，等到元述聽到這個消息，已經過去了四個月之久。OA上的相關信息，則直接從休假變成了“查無此人”。

何晉的地位在A廠并不低。

與他同級別的六位總監，在A廠被稱為“A廠七劍”——他們都是在公司草創時期，陪老板一起打天下的人。何晉本人，則在美術方面多有建樹，集團大多數項目的外包美術資源調配，多數都要經過他的點頭。

如果用事后諸葛亮的“上帝視角”來看，何晉“撈錢”的手段并不新奇，其一是指定外包供應商，以他的地位，一句“我覺得xx家做的還不錯”，負責執行的下級往往心領神會。

接下來，何晉再用表面上毫不相干的白手套，充作收取供應商回扣的下游，如果放在A廠視角，何晉只是找了一家美術做外包，其他“什么都沒干”。

由于何晉的下家，是業內另一家知名游戲廠商，因此消息的保密程度之高，也只在A廠高管，和有限的幾位業內同仁知道。

這并非沒有蛛絲馬跡可循——早在國慶的前兩個月，原先何晉的單人辦公室，已經被用作了項目會議室。而在此前不久，元述也在樓下偶遇了抽煙的何晉。不過此時與三兩同事聊天的他，已經全無身居高位者的氣場，愁云密布的臉上，反倒有些失意者的消沉。

當然，作為十年以上的A廠元老，何晉離去的導火索，相比之下卻顯得有些“微不足道”——

去年春節后，A廠開啟了一年一度的集團內審。不過這次的內審，情況有所不同——其一，這次的內審之前，集團的市場部，迎來了較大規模的體系改革，在此之前，一定數額以下的費用開支，是不必走集團OA流程審批的。

其二，此次內審，上至幾百萬的外包業務合同，下至數萬元的宣傳費用，物料支出，所有的原始會計憑證都被送往內審駐點的會議室，這在每月市場成本數以億計的A廠，是前所未有的。

全面審計帶來的必然產物，則是過往“呆賬”全面倒查。何晉手下的其中一位主美，苑邵，就因為其中一筆幾千元的物料支出，無法說明利益和價值，被扣掉了當季度的績效獎金，和本年度的股票分紅。

金錢上的損失其實只是小事。苑邵作為何晉的直接“嫡系”，在會上當著幾十位同仁被當頭痛批，做領導的何晉“臉上無光”是其次——更重要的，則是在系統性的倒查中，他也由此進入了審計部門的視線。

 

這里頗值得玩味的一點在于，A廠的全面內審，時間是在春節后的兩個月，何晉的正式“落馬”，則要等到國慶之前，中間已經經歷了一個年報披露的節點——A廠那一年披露的年報，是近幾年表現最好的一次。

這里的另一個大背景則是，從分部業務而言，雖然何晉的資歷深，職級高，但他所在的三大事業部之一，是A廠業績“較為不突出”的一部分。

如何理解？目前一個普通玩家能叫出名字的A廠游戲，大部分出自另外兩個事業部。按營收規模計算，這兩個事業部的體量，是何晉所在事業部的五倍以上。

無獨有偶，兩個規模更大的事業部。內審材料整理時間沒有超過兩周，而何晉所在的事業部，整理時間卻將近一個月。原因無他，像苑邵這樣說不清楚的賬目，實在是太多太多。

 

02 請君入甕與“近海捕撈”

tips

B廠：某游戲出海大廠

C廠：某動作游戲廠商

D廠：某射擊游戲廠商

導火索：例行倒查+近海捕撈

事發地：上海

據雷峰網了解，何晉落馬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被控制的地點。并不在他的事業部“老巢”武江，而是回到了A廠的大本營，杭州。

而這些游戲大廠，在有關部門那里的另一重身份，則是解決就業和貢獻稅收的“重點保護對象”。換言之，無論是對外的司法資源，還是對內自查的警方支持，都會得到不同程度的資源傾斜。

譬如B廠此前的海外發行負責人胥樹，此前就因為涉嫌職務侵占，在B廠借讓他回上海總部述職的當口，被上海警方控制。

胥樹的案例頗具代表性。他“搞錢”的手法比較常規，仍然是收取發行代理商的部分回扣，涉案金額大致在數千萬的級別；歸案方式，則是指派其回到司法支持較為充足的上海，實行“近海捕撈”；而在后續的家屬溝通和退賠過程中，由于簽署了諒解書，回吐數額并未“如數奉還”，而是在幾百萬元之間。

 

而這，也只是B廠和胥樹雙方商定的結果——無論是內審最終能追查到的金額，還是法院最終認定的涉案金額，B廠最終能追回的金額，三個數字無論差異多少，相比此前收受的回扣，仍然只占極小的一部分。

 

胥的案例，某種意義上也是大多數大廠處理貪腐問題的通常思路：以目前自身的體量，個案的金額追回與否，實際也不會影響整體大局；在管理層的層面而言，司法層面的結案，已算“有個交代”——后續的退賠環節，無論數額多少，則是具體執行的內控和法務執行，那只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同樣也是KPI）。

 

游戲圈內人衛焱，對此的判斷則是：公司對于這些貪腐的處理，并不是個個都要“吃橘子喝茶”，而是在于情節的輕重和“亡羊補牢”的力度——如果貪腐數額大部分吐出來，那么好說，錢留下，人辭退，各自安好即可。

如果真的走到判刑那一步，只有兩種可能：其一是數額實在太大，相對于封頂的判罰金額，坐了幾年出來，還能留下足夠揮霍的小金庫，貪腐成本過低；其二則是，貪腐所得被挪用，無法追回，最后只能使用判刑的方式“以正視聽”。

那么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的另一家動作游戲公司，C廠版本的反腐故事，則多了一些兩極分化的“戲劇性”成分。

 

以雷峰網長期跟蹤的情況來看，C廠的高壓線，遠比一般公司來得嚴——這里的高壓線并不局限于對內部貪腐的“零容忍”，還在于對內部信息的高度保密。

首先是數額上的——據衛焱所言，相對于A廠、B廠，C廠能“定量”的貪腐案件，案值都非常小——多數都在10萬元以下，金額甚至能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

之所以出現這種數額的貪腐，其一是在貪腐類型，并非此前大廠通用的“外包合同+收取回扣”的手段，而是采購辦公用品（尤其是顯卡），以及本來定量生產，按規則發放的稀有周邊，再倒賣到二手市場，賺取差價。

用衛焱的話說，這種級別的“撈錢”手法，屬于從華爾街一路倒車，回到了世紀初的義烏和華強北。

其二，則在撈錢數量的難以“定損”，貪腐的地方，甚至無法用尋常的會計金融手段度量。C廠近期上線的動作手游《狼牙》，在項目二測階段，曾因為黑客攻擊，大量的開發數據被盜走，并以此為藍本，產生了對應的私服。

By the way, 在世紀初，相當多被查處的“魔獸私服”和“傳奇私服”，同樣大行其道。

衛焱也在第一時間，拿到了《狼牙》的私服包，當他拿給C廠的朋友“炫耀”時，他們在震驚之余，也對黑客的速度感到疑惑：“上午剛開發好的內容，怎么下午就到你手里了？”

 

后來的排查發現，原來是負責接入的架構，從一開始就“寫錯了”，而這個導致內容外泄的直接BUG，甚至到如今都未能徹底修復。

C廠后來倒查，發現入侵的IP來自某個業界知名的“黑客大國”，至于有沒有內部人員的策應，個中動機為何，到現在為止，都很難判斷。如何追溯和定位，當然也無從說起。

不過，在C廠抓捕成功的幾次貪腐案件中，都有一個共性，即當事人，都被暫時調離了崗位所在地，以“述職”或者“匯報”的形式，到了執法支持相對充分的總部所在地。

 

而在以企業文化著稱的D廠，無論是雷峰網(公眾號：雷峰網)所知，還是被外界報道的多數貪腐案例，多數以“和平分手”告終。

以D廠某發行總監路巽的貪腐案件為例，手法從事后來看，也沒有逃出發行撈錢的“老三樣”——無論是項目找外部平臺宣發，抑或是為該負責人分管的其他項目做宣發，都有一部分公司需要通過該負責人指定的廣告公司走賬，中間自然就有了“雁過拔毛”的可能性。

此時傳到B廠創始人老戴耳中時，自然是震怒的。但由于路巽同樣是B廠草創時期的老人，念在增長時期的功勞和穩定時期的苦勞，最終的結果，是老戴選擇跟他“好聚好散”——

違法所得的錢，應退盡退；拿到的期權和股票，還給公司，再拿一筆分手費走人，對外宣稱是“離職創業”。D廠對此類事件處理的“體面”，甚至到了在明面上無法證實貪腐情節的程度。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按D廠員工韓宇的說法，作為業內歷史夠長（10年以上），且體量“排得上號”的公司，其反腐是體系化、周期化的——不僅有專門的矩陣賬號通報廉政信息，每個季度，還會有固定的廉政通報，范圍橫跨所有業務線，數量也穩定在每次幾十個的規模。

 

不過從最近半年的兩次通報來看，其細節豐富程度相較以往，有較大程度的增加。

03 從“灰度管理”到“過度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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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廠：某互聯網大廠

F廠：某互聯網大廠

導火索：商業競爭

事發地：北京

想要拿到路巽“和平分手”的頂級劇本，同樣也有一個前提，是這些貪腐的情節和嚴重程度，只是擴張階段派生的最基本“求財”需求——如果影響到了公司的整體部署和后續決策，即使是很小的金額，也會被前所未有的“擴大化”處理

在親歷者鐘惠眼中，E廠與F廠十年前胎死腹中的游戲業務收購案，其直接根源即與此有關。

從公司性質來說，并購雙方都不是“純血”游戲公司，都是有游戲業務的互聯網大廠。E廠原先的產品，從技術力和玩法層面考慮，其實是業內準一流的水平。但發行團隊相比程序、美術而言，卻低了三到四個Level，此前換了幾個發行團隊，都未能有效改善。

這個“扶不起來”的局面，到了新任發行總監老槍上任之后改變了。老槍帶來的“親軍”，不僅架構十分穩定，團隊數年間人員未出現大的流動，且相互之間“知根知底”，即便不為錢，也要做成一些牛逼的項目。團隊的戰斗力由此而來。

鐘惠告訴雷峰網，老槍上任后的一年時間里，E廠旗下所有項目的流水，都出現了30%-60%的增長，而這還是大盤整體停滯時期的戰績。

當然，老槍的成功，免不了相熟代理商的幫助。而在合作漸入佳境之后，這些代理商，自然希望老槍后期多加提攜，為他們帶來更多的推廣業務。而在老槍依約而行之后，也拿到了一筆類似“茶水費”的費用。

鐘惠回憶，這筆費用最后老槍也沒獨吞，而是按一人幾萬的數額，當成年終獎，分給了手下的發行團隊。理由也十分“說得過去”，大致是“這些年大家跟著我辛苦了”的程度，故而大多數人都被蒙在鼓里。

如果按此前幾個案例，老槍能不能算是“貪”，討論空間都相當大。時隔數年被重新“翻舊賬”，還是在老槍跳槽F廠時的事情。

彼時，F廠的游戲業務方興未艾,原本因為E廠相對更強的發行能力，想通過并購獲取，而談判進程，隨著老槍的跳槽戛然而止。

這個事件放在F廠的視角，其實也不難理解。因為一開始想跟E廠談，其實也是看中了E廠的發行能力，而在老槍帶團隊加入F廠之后，E廠的業務也沒有了收購的必要。

東窗事發的節點，正值E廠業務的低潮期。游戲業務的分管CAO，也因為老槍的出走，陷入左右為難的處境。

據鐘惠推測，彼時E廠的游戲CAO，由于業績下滑，可能也存在這樣一種“分鍋”需求，故而在某個下午，將舉報材料一同送進了E廠總部所在的派出所。

一起跟老槍被舉報的，還有E廠的一位VP，臧釗。不過這位從情形上看，甚至還有“躺槍”的嫌疑——此前，臧釗憑借較高的職級，調動E廠億元級別的資金，選擇在某華中重鎮創業，類型則是虛幻4引擎的大逃殺類型。根據鐘惠的說法，“完成度還挺高”。

臧釗的能力相比老槍，可能還遜色一些——在項目開發后期，該項目的項目管理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無論是項目品質的下滑，策劃等團隊骨干員工出走，抑或是公司的最終破產，在CEO的眼中，都有了“借機平賬”的嫌疑——

甚至因此倒欠供應商、代理商的幾百萬，中間的部分責任，也被部分算在了老槍的頭上。

一如前文所言，老槍自身“拿到的錢”極為有限，面對帽子叔叔，他坦然表示，自己當年具體拿了多少“已不可考”，但大頭都被當年終獎發給了手下的兄弟們，自己可能就留在手上幾萬元。最終，老槍也沒有因此遭受過大的牢獄之災，不出兩個月即被釋放。

此事的蝴蝶效應，同樣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想象。一方面，F廠在研項目的性質，是基于自身儲備IP“縫合”的開放世界，老槍原本為此找好了對應的宣發資源。但由于此事一出，老槍也無法繼續呆在F廠，原本的合作也宣告停止，項目類型也因此換成了老派的MMORPG。

04 游戲行業的“地產時刻”：向反腐要利潤

 

正如日劇《半澤直樹》中渡真利忍所言，“在銀行，人事就是一切。”

 

在吃瓜群眾們的眼中，一些“網開一面”，顯得有點出乎意料之外——譬如開頭的丁鳳及他的領導舟渝被查，固然“大快人心”；但所在事業部的一把手，卻“穩坐釣魚臺”。兩件事的同時發生，局外人的CPU固然有種“被干燒”的不真實感。

 

但一如前文所言，貪腐治理是一條游離于公司的商業成功的主線之外，只有老板自己把握的“暗線”，是一種隱形的“馭人之術”。

 

歸根結底，游戲行業與互聯網相伴而興，是一條造富效應相比地產行業，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賽道。

 

前二十年，增長，高效地增長，最大限度地增長，是事實意義上的主旋律。貪腐，這個增長歷程中在所難免的副產品，往往被“刻意忽視”——

 

至于為何如此，一方面，反貪帶來的直接連鎖效應，在于隨之而來的架構、人員變動，牽一發而動全身。

 

貿然變陣，換掉一些“雁過拔毛”的能人，對當前的增長態勢，有害無利。

 

站在頂端決策者的角度，刻意放過一些“小貪”情節，反而能拿捏這些股肱之臣的七寸，駕馭起來更加得心應手。

 

在公司的粗放增長階段，也是如此——更不用說在寬松的法律和內部規定之下，彼時的某些情節，甚至不足以構成貪腐要件。

 

同樣的事情，放到如今的存量時代則不然。

 

一方面，歷經版號寒冬與行業到頂，向外的“現象級”擴張已無大的可能，對外穩中有升，向內要效率和利潤，是一件必然發生的事情。

 

至于形式，可以是潤物細無聲的降本增效，當然也可以是勢如閃電的反貪風暴——以往不上稱三兩重，如今上稱千斤打不住。

 

故而在一些大廠，反貪行動已經事實意義上制度化、常態化、高壓化，戰端一開，沒有撤退可言。

 

從前文也能發現，看似無關緊要的“年終獎”，金額并不大，其后牽扯的商業攻防，卻實實在在影響了大廠間的力量對比和后續商業決策。

 

“超長時限”的追溯，商業作用和實際影響極小，警示作用極大；而對一些“大魚”的“近海捕撈”，追回與罰沒的金額，不僅可以即時為公司“補財庫”，前述作用也仍然存在，這同樣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但在三兩和千斤之間，如何掌握火候，如何保證抓不斷“大動脈”，保持部隊戰斗力，或許才是在反貪的無限戰爭中，真正考驗頂端決策者“馭人功力”的命題。

 

（以上案例、人名，均基于真實事件改編，如有雷同，實屬不幸。如需獲取真實版本，可添加雷峰網作者微信FernandeZ-D拉呱，好友位和美酒管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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