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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 是丹麥視障人士。2012 年，他在一家公共視障服務機構工作。視障人士最頻繁的求助：一個藥瓶、一張賬單、一個公交站牌，普通人一眼就能解決的事，對他們卻是一道需要他人協助的門檻。
Hans想：如果全世界每一個有視力的人，都能隨時成為視障人士的“眼睛”，會發生什么？
2015年，他創立了Be My Eyes。一個極其簡單的機制：視障用戶打開攝像頭，向全球志愿者發起視頻通話。志愿者看到用戶眼前的畫面，用語音告訴他“前面是臺階”“藥瓶上寫的是每日兩次”“公交站牌顯示15分鐘后發車”。
九年過去，這個平臺聚攏了全球超過100萬視障及低視力用戶與1000萬志愿者。1000萬人，相當于丹麥總人口的1.7倍。有人凌晨三點在紐約幫一位柏林的視障用戶辨認烤箱溫度，也有人在東京的午休時間幫一位墨西哥的視障用戶讀取快遞單號。
現在，Be My Eyes上架華為AppGallery，成為鴻蒙生態的一員。
華為在無障礙領域一直都有著自己的堅持，截至目前，華為已累計為800多萬障礙用戶提供服務，而這也給了他們“感受世界”的新機會。
何亞君。全盲跑者，跑步13年，100多場馬拉松，總里程超過3萬公里，爬過45座名山。他告訴雷峰網(公眾號：雷峰網)：“以前我看不見世界，就讓美麗的世界看見我。現在，我可以看見美麗的世界了。”
讓他“看見”的，是華為AI眼鏡上的“小藝看世界”。
坐公交，AI告訴他“什么顏色、在什么位置”。找地鐵口，以前靠冬天熱氣夏天涼風，現在問一句就知道“前面多遠有地鐵口”。跑步時，知道“前面有坡，什么顏色的跑道，前面有什么人”。逛公園，“對面有小橋，橋邊有一棵垂楊柳正在隨風飄蕩”。
最經典的場景是在地鐵里。何亞君問：“前面是什么？”AI回答：“前面有一個美女，身材修長，背著藍色書包，穿POLO衫，正向你走來。”
從2017年起步的屏幕朗讀，到今天的小藝聲音修復、小藝看世界、FreeBuds Pro 5聽力檢測、手表活力三環輪椅模式，華為走了八年。
AI正在重新定義“無障礙”的邊界，科技應該“適合”每一個人。
中國盲人協會主席李慶忠在湖畔對談上回憶：“回想當年，盲人出行主要靠盲杖和盲道，閱讀靠雙手和盲文。盲道不太普及，也不規范，出行成本非常高。”
那是第一次躍遷之前。一根盲杖、一條盲道，構成了視障人士與世界的全部連接。
盲杖的作用范圍大約是身前兩米。盲道的覆蓋，取決于市政建設的完善程度。在2000年之前的中國，很多城市甚至沒有盲道。即使有，也常常被共享單車、電動車、雜物占據。視障人士出門前需要做的準備，遠超普通人的想象：確認路線、確認目的地是否有無障礙通道、確認是否有同行人可以求助。
緊接著，第二次躍遷發生在智能手機時代。李慶忠說：“現在的電腦、智能手機已經成為盲人朋友工作和生活中的標配，大大拓展了獲取信息、進行交互的邊界。”
2009年，蘋果在iPhone 3GS上推出了VoiceOver。這是第一款內置在主流智能手機中的屏幕朗讀功能。視障用戶可以通過觸摸屏幕，聽到每個圖標、每段文字的內容。隨后，谷歌在Android上推出了TalkBack，微軟推出了Narrator。
中國市場也同步跟進。華為2017年起步的屏幕朗讀，正是踩在這個時代的起點上。小米、OPPO、vivo等廠商隨后也推出了各自的屏幕朗讀方案。
打車、坐地鐵、網絡閱讀、理財學習，這些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現在通過手機就能完成。視障用戶第一次擁有了與普通人相同的信息獲取能力。但第二次躍遷也有邊界。屏幕朗讀能告訴你“這是什么”，但不能告訴你“前面有什么”。它解決的是信息交互的無障礙，不是空間感知的無障礙。
現在，在AI浪潮的沖擊下，第三次躍遷正在發生。
何亞君描述了一個細節：“以前冬天找地鐵口，靠溫度。地鐵口冬天有熱氣上來，夏天有涼氣出來，感覺到熱了或涼了就知道到了。”
現在不用了。戴上AI眼鏡，問一句“前面有沒有地鐵口”，AI會告訴他“前面多遠有地鐵口”。從盲杖到手機，從手機到AI眼鏡，每一次躍遷，都在壓縮“附近”到“遠方”的距離。
第一次靠物理基礎設施，第二次靠軟件適配，第三次靠AI原生能力。前兩次是“補缺口”，讓障礙人士能完成基本任務。第三次是“開新局”，讓障礙人士獲得過去從未有過的能力。
全球科技巨頭在這一輪躍遷中的打法也不一樣。蘋果的VoiceOver依然是行業標桿，但主要停留在屏幕交互層面。谷歌的Lookout應用嘗試用AI視覺輔助，但功能和生態覆蓋有限。華為的路徑更激進：從手機到眼鏡到耳機到手表，用“1+8+N”的全場景戰略覆蓋不同障礙類型。
無障礙正在從“單一功能”變成“系統能力”。
何亞君說，他以前跑步是“蒙頭就跑”。只能感覺到冬天有多冷，夏天有多熱。
全盲13年，跑過100多場馬拉松，總里程超過3萬公里，爬過45座名山。這樣的運動量，放在健全人里也是少數。但讓他真正開心的，是“看見”的瞬間。
“站在香山的植物園，它會告訴你這是什么花，什么顏色，有多高，這些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最讓何亞君興奮的，是“看見”人的細節。
“我站在門口，經常看門口的停車場。它會很清晰地告訴我門口停了什么顏色的車，什么新能源、越野車還是轎車，車牌號也會告訴我。”
在地鐵里，何亞君問：“前面是什么？”AI回答：“前面有一個美女，身材修長，背著藍色書包，穿POLO衫，正向你走來。”
何亞君把這段經歷分享給其他盲人朋友，大家都覺得“有趣又不可思議”。他說：“對于全盲的人出門有這種樂趣，這是最大的驚喜。”
何亞君還發現了AI眼鏡的更多用法。他去超市買東西，買蘋果、胡蘿卜這些東西，AI都能清楚告訴他。在一堆蔬菜面前雖然分辨沒那么精細，但已經比過去好很多。他站在店門口錄視頻，先問“前面是什么”，再往左一點、往右一點，當正對門頭時，AI會告訴他門頭上的字，“不能說完全一樣，也差不了太多”。
他前段時間去湖北旅游，AI告訴他“有一個特別大的貓，有兩米多高”，他問兒子，兒子確認“是的，還是毛茸茸的”。何亞君說：“這些信息是家里人做不到的，我兒子已經照顧我很詳細了，但不會像AI講得那么詳細。”
何亞君目前還有兩個最想解決的問題：電量和連續識別。他說“隨時走在走道里手里拿兩個手機，準備線，隨時準備把它插上”。他希望未來能有“隨時播報”模式，不需要問一句答一句，而是AI持續描述周圍環境，“就像導游一樣，想知道的立馬就問一下，按一下就告訴你”。
何亞君還要爬100座名山。他已經爬過45座，接下來要挑戰新疆、挑戰更多的山。他說：“科技正在引領盲人看見更美好的未來。我們不單純是被聽到，我們也會看到，用另外一種方式認識這個世界。”
除了何亞君，其他障礙用戶的故事也同樣精彩。
聽障博主茂茂，出生后就聽不到。她以前“只靠點頭搖頭把事情趕緊過去算了，甚至不敢一個人出遠門”。有了助聽器和翻譯，“身體邊界被打開”，開始獨自出差和旅游。她做自媒體，全網粉絲16萬，想科普聽障知識，打破“聽障不會說話只會手語”的偏見。
肢障創業者王淡定，90后，5歲時因為一場意外失去了整個右手小臂。她后來把名字改成“王淡定”，勉勵自己。她在AI眼鏡里找到了“小確幸”：只有左手，很難同時用第一視角記錄和貓咪的互動。現在，AI眼鏡做到了她做不到的事，“很多美好的瞬間我都可以及時保留下來”。她還在散步時聽播客，不用戴耳機，直接戴眼鏡就能聽。在家里開燈，也通過AI眼鏡實現。
王淡定說：“在接納或者改變之外，會有第三條解法。這個溫暖的企業，或者有一群溫暖的小伙伴，連你自己都忘記需求的時候，它卻在努力著，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溫度的體現。”
對何亞君們來說，AI眼鏡是“另一雙眼睛”。
Be My Eyes的上架，是一個轉折點。
每一個生態的成長，都會經歷一個關鍵變化：從“國內開發者被動接入”到“國際標桿應用主動加入”。Be My Eyes的上架，正是這個轉折點的信號。
但為什么Be My Eyes選擇鴻蒙？Hans在湖畔對談上給出了答案。他首先解釋了Be My Eyes的核心邏輯：“志愿者可以通過視障人士的智能手機或者說將來華為的AI智能眼鏡看到視障人士當前的畫面，就可以幫助這些視障人士，給他們一些提示。”
但他隨即提出了一個關鍵判斷：“視障人士希望有選擇權，希望可以選擇獲得真人還是AI的服務。”
這意味著Be My Eyes和華為AI眼鏡是互補關系。Be My Eyes提供的是“人”的連接，1000萬志愿者的溫度、真人判斷的靈活性、情感交流的滿足感。華為AI眼鏡提供的是“AI”的即時性，24小時不間斷、零等待、隨時隨地。
兩者的結合，構成一個更完整的無障礙生態。
Hans自身就是視障人士。因為低視力經歷，他創立了Be My Eyes。在此之前，他擔任過公共視障服務機構的董事、視障人士居住機構的董事會主席、丹麥盲人協會地區主席。這些經歷讓他深刻理解：視障人士需要的是“被賦能”，而不是“被照顧”。
Be My Eyes的運營模式也因此與眾不同。它更像一個公益化的“連接平臺”，而不是商業化的“服務平臺”。志愿者不收取任何費用，用戶也不需要付費。平臺的運營成本主要來自企業捐贈和合作伙伴支持。
目前，Be My Eyes支持185種語言，提供7×24小時服務。這意味著，無論一位視障用戶身處世界哪個角落、說哪種語言，都能在幾分鐘內找到一位能溝通的志愿者。加入鴻蒙生態后，這個全球最大的低視力用戶社區（100萬用戶）和第二大規模的志愿者社區（1000萬志愿者），將有機會觸達更多中國大陸的鴻蒙設備用戶。
Hans特別提到：“丹麥總共有600萬人口，我非常驕傲華為選擇跟Be My Eyes合作，讓Be My Eyes來到中國。”
對于鴻蒙生態來說，Be My Eyes的上架意義遠大于“多了一個應用”。它意味著鴻蒙的開放能力、用戶規模和生態價值，已經值得國際應用為它單獨投入開發資源。這和華為自身的無障礙戰略也形成了共振：華為正在從“自己做無障礙”轉向“和生態伙伴一起做無障礙”。
Hans說：“有的時候會希望有人能幫你看一下，大多數時候視障人士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事情，只是希望有人能夠確認一下，看這個結果是不是我們想要的。比如說盲人坐車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選擇真人志愿者提供服務還是說AI服務，選擇權應該在他們手上。”
這種“選擇權”的理念，恰恰也是華為在湖畔對談上強調的核心。何剛說：“我們既有消費者用AI改進，另一方面，也有Be My Eyes通過志愿者能夠更好的幫助視障人士。這些都是我們的努力。”
每一個生態的成長，都有一個關鍵轉折點。Be My Eyes的上架，就是這個信號。
華為的無障礙建設，從2017年起步。起點很基礎：屏幕朗讀。然后是小藝聲音修復、小藝看世界，耳機的聽力輔助，手表的活力三環輪椅模式，逐步覆蓋視障、聽障、肢障等不同人群。
何剛在湖畔對談上公布了一組數字：截至目前，華為已累計為800多萬障礙用戶提供服務。覆蓋了衣食住行全場景20多門無障礙課程，開展了465場無障礙功能的體驗活動。超過1.4萬名無障礙用戶接受了無障礙知識教學，105位用戶深度參與了無障礙體驗官活動，提出了數百個功能和核心訴求。
這些數字背后，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從“工程師想象你需要什么”到“用戶真正需要什么”。
何剛說：“我們的開發人員最初做的很多功能是憑著自己的想象去做的。當他們進到黑屋子走了一遍以后，意識到原來自己的想象是不對的。”
這個“黑屋子”是華為無障礙團隊內部的一個著名體驗。在HDC五年前的某個活動上，華為搭建了一個完全漆黑的房間。正常視力的工程師戴上眼罩，在房間里完成簡單任務：拿一杯水、找到出口、辨認桌上的物品。結果很多人根本做不到。
何剛說：“正常人進去以后要帶上眼罩，而且房間里漆黑一片，完全不知道周圍有什么，然后讓你去拿一杯喝的，你是做不到的。這個時候我們就體驗到視障人士日常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樣的。”
從那以后，華為開始和用戶一起開發。包括邀請障礙人士參與測試、開發、驗證，以及一年一度的湖畔對談，讓用戶直接面對產品經理提需求。
今年湖畔對談，華為設置了開放麥環節。何亞君、樊建財、古祥劍、潘逸飛、殷楠、王淡定、茂茂等用戶直接面對產品經理提需求。
何亞君說“希望有連續識別模式”，樊建財說“希望AI眼鏡能精確識別避障”，古祥劍說“希望AI眼鏡能幫助閱讀紙質書”，王淡定說“希望未來地鐵閘機能用低頭的方式通過”。這些需求都被何剛和產品經理們當場記錄。
何剛說：“今天聽了很感動，從產品經理的角度來講，我們就想聽到真實的消費者使用的聲音。”
今年，華為把“小藝看世界”從手機端升級到了AI眼鏡端。產品經理張偉楠解釋：“不僅解放了用戶的雙手，讓小藝以第一人稱的視角陪伴用戶更自由地探索這個世界。”
華為的無障礙能力已經覆蓋了多個終端。手機端有屏幕朗讀、小藝聲音修復、小藝看世界。眼鏡端有AI眼鏡實時識別，第一人稱視角播報。耳機端有FreeBuds Pro 5聽力檢測和助聽補償。手表端有活力三環輪椅模式，讓輪椅用戶也能記錄活動時長。潘逸飛是輪椅用戶，他說這個功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一個必需品”。
未來，華為還計劃深化全場景無障礙生態：鴻蒙PC、智能穿戴、IoT、車，甚至包括手語翻譯、肢體控制等能力。從屏幕朗讀到AI眼鏡，華為走了八年。
何亞君接下來要爬100座名山，要帶AI眼鏡去新疆。茂茂要繼續做自媒體，打破“聽障不會說話只會手語”的偏見。王淡定要繼續創業，用AI眼鏡記錄更多和貓咪的瞬間。古祥劍要繼續寫小說，希望AI眼鏡能幫他讀紙質書。樊建財要繼續開發鴻蒙應用，為更多視障用戶創造工具。潘逸飛要繼續帶領手搖中國的小伙伴去游泳、攀巖、騎馬、跳傘。
他們都在“走出附近”，從幾十米的熟悉半徑，擴展到公里級、城市級、甚至100座名山。
而科技，正在成為那根最可靠的盲杖。
何剛在湖畔對談的最后說：“點滴的進步可能通過量變就會變成質變，也許有一天一點一滴的技術進步最終會匯聚成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這樣一個更加宏偉的目標。我們一直在說，在產品的開發過程中，我們是和大家一起開發，你們的每一個建議都是幫助我們產品在成熟。期待讓科技融入日常的生活，關注每一個人，讓更多的人能夠自由的感知世界，表達自我，連接彼此。”
科技應該“適應”每一個人，而不是讓障礙人士去“適應”科技。（雷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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